熊老师从我们离开报社以来搬了几次家，前几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找不着我的采访笔记了。我并没有太大的意外，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是“大头虾”，只要不把自己给弄丢了也就算是阿弥陀佛了。

笔记本上有很重要的采访笔记，关于万亩果园的一个稿子的。记得在我跟熊老师的第二天我们就已经开始做这个稿子了。当时他还兴致勃勃地说把这个采访当成一次休假，好好地在果园里享受一下新鲜水果。可是水果没吃成，我们却被困住了。

在采访的时候，我们才逐步发现事情与我们预期的大相径庭，越挖越深，沉重得几乎让我们负担不起了。

结果还是坚持着很辛苦地进行各方面的采访。采访的地方也是千奇百怪，路途遥远得让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再后来，虽说采访已经做完，稿子却仍是迟迟没能动工。加上后来在报社发生的一些事情，稿子就给拖住了。我们都快把这个稿子当成夭折的孩子了，心痛不已。

可是可爱的长得很像米老鼠的熊老师最终还是把稿子赶出来了。看到稿子的时候，我真是百感交集，感动得不得了。

熊老师在稿子前面还加了一段话，真得好好引用一下才行了。

“经过一个通宵的写作之后这个稿子终于出来了，在这里向两位实习生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在这个稿件中付出的努力和劳动，你们付出的的汗水和勤奋，追逐事实真莫道不消魂相的执著和坚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天气炎热比较辛苦，但是相信你们也会从此段经历中受益良多！”

呵呵，我居然就想起了自己每次去果园采访都被蚊子咬了十几二十个包，心酸哪……

此外还得好好炫耀一下，把稿子也贴出来才行。

广州“肺”“胃”之争

——政府职能的行使与公民权益的维护

新快报记者 熊剑锋 实习生 黄婷 黄丹

广州万亩果园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环境净化作用，充当着广州的南肺的角色，为了保护广州的环境，政府希望能够保护好这个肺，另一方面，万亩果园的果树及其土地是居民的收入来源，充当着居民衣食来源的角色，为了谋生，当地居民希望砍掉现在已经经济效益低下的果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马骏教授

一个村官的忧虑

53岁的女果农许愿清挑着空空的水桶，慢慢地走在自家的果园里，不时的停下脚步，仰头摘掉一些被虫子蛀空的杨桃，扶正歪倒的树枝。

一株上百年的荔枝树已经死亡，乌黑光秃的树干直剌剌地刺向天空。当地特产杨桃也已绝迹，唯一能正常结果的黄皮，口味和质量也在迅速下降，变得苦涩。

许愿清和果树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这片果林充满了感情。这片果林及其附近方圆好几公里的上万亩果林的迅速衰败，让她十分难过而且无可奈何。

但是眼下，最让许愿清牵挂和忧虑的并非这片果林，而是伦头村1000余户4000多人的基本的生计大事。

许愿清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广州市海珠区官州街道伦头村委会主任，刚刚上任半年。

伦头村共有四千多人，从清朝乾隆年间就开始种果树为生，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现有果林三千多亩，人均七分地。这里属于珠江冲积平原，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温暖湿热，非常适宜荔枝龙眼黄皮等水果的种植。伦头村及其周边的土华小洲出产的水果个大味美，品质优良，被称为”岭南佳果“。

从清朝末年本地水果就开始畅销珠三角，到了近代更是风行港澳。前任村长陈志全说：“七八十年代很多香港人专门来这里贩卖水果，到香港一转手价格就翻了好几番。”

那个时候是伦头村民最为风光的时代，靠山吃山，凭着这份祖上留下的几千亩的绿色银行，村民们赖以为生，收入颇丰，连“广州城里的居民都羡慕我们”。

但是十几年过去，情况发生了变化，往日风光不再。许愿清说，现在伦头村4000余人，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虽然听起来不少，但是在广州和珠三角这样的高收入和高消费水平的大背景下，村民们的收入仅够吃饭，陈志全说：“仅够维持在一种不饿死的状态。”

种果树收入下降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果园环境受到污染，果树和水果产量和品质都在下降，水果卖不出去。许愿清说：“这十年间，环境恶化的非常厉害，现在天上下酸雨，河里流污水，空中飞着针蜂。”稍微上年纪的村民们普遍感觉到，现在的水果远远不如过去好吃，“有一种说不出的酸味和涩味”伦头村现在仅存的一家农药店老板王文说。品质下降直接的后果就是水果卖不出去，“和别的地方一比，无论是卖相还是味道，都差远了，根本没有人要，只好拿回来自己吃，”王文家里也种水果。

还有一个间接原因就是，现在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了。广州的猎德和伦头所在的新滘地区是原来广州仅有的两个主要水果产地，物以稀为贵。但是现在北边的花都、白云、萝岗，南边的番禺佛山，纷纷大量引种，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山区，没有酸雨，没有污水，也没有虫害。”水果质量反而这些地方更好，加上外省流入的水果，现在市场上的水果相当充裕，价格也一直往下掉，“前几年荔枝还可以卖到十元一斤，现在只有三四元。”

但是伦头村民们种水果的成本却比这些地方更高，为了防止针蜂把水果咬坏，村民们不得不给水果一个个套上纸套，购买农药杀虫。一年下来，往往水果收入连化肥农药前都不够， 许愿清说：“有些村民已经开始放弃自己的果园了，而且这样做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果树无人护理，老化的越来越快，产量也越低，很多果树都已经开始绝产，小部分老树枯死，几年下来，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看着这片曾经生机勃勃的果园慢慢衰败，许愿清心有不甘，她从上级农业和水利部门争取到了一批治虫农药，免费发放给村民使用，“一开始领药的人还蛮多的，但是后来慢慢也没有人领药了，因为针蜂是流动的，光几家几户或者一两个村子治不行，打药时针蜂飞到别的果园，药效一过，又飞回来了。”

和伦头村情况类似的，还有海珠区整个新滘地区的近20000亩果园中的十多个城中村，近50000人。

违章建筑和仓库的诱惑

面对困难，许愿清们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华南地区其他许多城中村一样，她所服务的这个村庄也面临着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机遇。

伦头村坐落在广州东南角，与广州大学城隔江相望，东南西环高速公路从村东南面的密密的果林中飞越而过；地铁也修到了村子的北边；再向北2000米，就是广交会的新场馆—广州国际会展中心。

只是伦头村村民们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城市化发展的果实，先面临着从哪里谋生的困窘局面。水果种植业的不可避免的衰落，让村民们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四周。

城市规模的迅速摊大和市政建设的大量征地，让盖违章建筑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陈志全说，当时东南西环高速公路即将修建时候，一些消息灵通、“有经济头脑”的果农迅速的刮起了一股抢修违章建筑之风，一夜之间，大量的违章建筑在刚刚砍光的果林地里冒了出来。当时还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修建违章建筑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对于没有钱修建的农民，当地村委会往往提供暂时贷款，等到征地款下来后再还。

这股风在高速公路的必经之地伦头村没有刮起来，因为陈志全的阻止，少数几个要盖的村民也没盖成。没多久，高速公路开始征地建设，征地款的赔偿标准相差悬殊，农用地为每亩3万元，非农用地为每亩11万元，粗略算下来，征地数百亩的伦头村损失了上千万元，为此陈志全在随后的选举中败下阵来。“我那个时候真是太老实了，老实人吃亏啊”，陈志权至今仍在感慨。

2000年，广州市政府批准执行《广州万亩果园保护区规划》，对万亩果园进行保护性综合开发。“……建立防止蚕食果园的村镇控制线……”，政府开始严格控制村民擅自对果林的砍伐和损毁。

但是随着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成熟，尤其是几条高速公路和地铁以及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的建成，物流业在新滘地区迅速的繁荣起来，存储仓库供不应求。早先抢建起来而没有被征用的违章建筑此时派上了用场。

按照新滘地区的行情，仓库出租的行情是每个月8元每平米，许愿清自己算过一笔帐，就以区区的十亩地来算，总共大概6700平方米的土地，除去间隔和道路，盖出一个总面积不少于5000平方米的多层仓库轻而易举，只要能盖出来，租出去不成问题。这样的小小的一块地，一年下来就是48万元的收入，而这正是部分果园村民目前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看着少数村落村民大把大把的数钱，伦头村村民对于这片曾经是他们衣食来源的果园感情复杂，爱恨交加。

许愿清现在的如意算盘是，目前伦头村有8个生产社，3000多亩地，平均每个社近400亩地，向政府争取到每个社拿出十分之一的地建仓库，这样一年下来就有1500万以上的收入，将其中的大部分分配下去，少部分流下来作为果园建设基金。这样既可以解决居民的生计问题，又可以有资金保护剩下的果园。许愿清给这个办法去了个名字，叫做“以工养农”。

“我们理解政府的做法，环境很重要，但是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考虑我们的谋生和生计的问题”许愿清说。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副院长、行政管理学系系主任马骏教授说：“政府部门应当与村民交流，适当补贴村民收入。” 马骏表示，万亩果园关系到不仅仅是村民的利益问题，还牵涉到更多人以及整个环境。政府保护果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果农们为维持环境而遭受的损失应当由受益的其他公民来补偿。果林起到的美化环境、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种种好处的受益者是全体公民，那么果农为此所遭受的损失就应该从公民缴纳的税款中得到补贴。

政府：保住广州人的“南肺”

长期以来，包括伦头、北山、土华、小洲等地区在内的万亩果园被称为广州的“南肺。”

万亩果园是指海珠区广州大道南以东，新港东路以南，珠江南航道以北三线围成并且包括官洲岛在内的大约1.8万亩（28.37平方公里）的果林绿地，境内有北山村、赤沙村、土华村、小洲村、瀛洲生态公园等多个居民村落和公园。

这里河涌交错纵横，绿树成荫，不仅是居住在这里的近五万农业人口的衣食来源，

更是广州市重要的生态基地，被称为广州的“南肺”。

海珠区规划局的一名官半夜凉初透员说：“万亩果园是全国大型城市城区中难得一见的完整的大块绿地。”

广州“北肺”白云山管理处的刘微伟估计，整个万亩果园可以吸收300万人释放的二氧化碳，释放的氧气量可供300万人呼吸，实际上和广州人相当看重的白云上的生态效应相差不多。

2004年底，广州市政协城建资源环境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在“关于加强广州湿地保护与建设的建议”中，又明确了万亩果园的湿地生态系统的性质，强调万亩果园不仅是广州的“南肺”，又是广州的”南肾”。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广州的“南肺”有些“呼吸不畅”。

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果园地被侵蚀。南方日报的报道说：“由于广州的城市化建设日益向东南推进、城市和镇村发展、房地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村民违章建设等原因，区内大量农业用地被占用，造成了果林面积大幅减少。”

伦头村委主任许愿清说：当年修南环高速公路时，整整征用了300多亩地。后来的新滘南路又征用了上百亩地。

广州市政协民盟总支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万亩果园内的果树却被大量砍伐，果园面积骤减6000亩。”面积骤减的原因是“部分果农违法将果园土地用于第二、三产业经营，以获得较高利润。”

事实上，政府部门一直没有忽视过这块土地。

1999年，广州市规划部门组织编制并审批了《广州市海珠区果树保护区总体规划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保护区内要形成由果园、珠江水系、胺涌河网等自然景观的生态绿地为主体，城市绿地和专用绿地为辅助的开敞空间体系，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建设果林生态旅游示范区。

2000年,广州市政府批准执行《广州万亩果园保护区规划》，对万亩果园进行保护性综合开发。“……决定建立2.2万亩以果树、绿地、水源为主的绝对保护线,防止蚕食果园的村镇控制线……”

1998年，作为政府保护万亩果园的最早探索——瀛洲生态公园建成。海珠区政府负责人说，该公园自开放以来得到较多市民的认可，园内果树得到较好的保护，2001年进园人次就高达30多万人。

但是对于瀛洲生态公园的成败，出现了不同的声音，2005年7月，广州市政协委员梅杰夫在调查后表示，近一年来，瀛洲生态园的产量和人流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瀛洲生态园旅游服务部简经理说，“路宽了，来回的车也多了，大量的灰尘影响了杨桃的开花授粉，使产量降低。”

瀛洲生态公园：一种模式的困局

作为以生态公园模式保护万亩果园的一个重要试点，瀛洲生态公园从1998年10月正式开园以来，在保护果园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情况下，能否真的起到示范园的作用？“南肺”的其它村落是否能紧随其后走相同的道路？这是万亩果园内3.6万果农最为关心的问题。

广州市瀛洲生态公园旅游服务部经理简健伟告诉记者，瀛洲生态公园的主要经济来源包括每人8元的门票收入，园内出产的水果收入以及园内一些娱乐设施的收入等。

简健伟经理说，公园每年的收入不足100万，有时连60万都达不到，但公园用于养园等一年全部开支就要160多万。“可以说，公园是年年亏损的，村里每年都要给公园几十万的补贴金”。

瀛洲生态公园的另一负责人简岳峰说，公园建立之初是希望能达到既保护果林绿地，又自负赢亏的目的，但现在公园连100亩地的维护费也支付不了，虽说每年都有来自区政府补贴以及一些数目不大的研究经费，但长此以往，对小洲经济联合社来说则是一个不小的包袱。

据了解，小洲村有4000多亩果林，但全村人口有5200人，人均土地不到一亩，种植水果的收入远远不足保证村民的基本生活，果园保护处境艰难。村干部为了保住果园，召集村民，才向上级部门提出建立生态公园保护果园的申请。

瀛洲生态公园现有面积为142公顷（2130亩），共有果树5万多株，但实际上对外开放的果林只有100亩。这100亩果林是村委会以每年每亩地5000元的租金返租果农的用地，划入公园管理的，租约到2013年止。

简岳峰说，142公顷的果林基本上都已经保护起来了，除了租给公园作为开放用途的100亩果林的果农外，其他的果农还得靠种水果维持生活，但他们“怎么种都不够维持生存”，“自己种水果的果农收入远远不足租地的果农”，人均一年的收入达不到2000块。

简岳峰说，作为万亩果园保护的一个试点，在建设之初，市政府在瀛洲生态公园的投入了6千多万，用于整治河堤河涌，解决一部分污染问题，以及基础建设（包括已建好的电平车道）。

简岳峰还说，按照当初的计划，瀛洲生态公园的建设一共有五期，预计每三年完成一期工程。但由于后续基金迟迟没有到位，现在连第一期工程还没有完成，整个公园的围墙都没能完全围起来。而原计划中第二期的水上乐园等设施的建设也都搁置下来了。“由于公园没能够按计划整个建起来，吸引的游客数量很有限，客流量一年只有几万，公园长期处于经营困难、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简岳峰说。

简岳峰还透露，瀛洲生态公园内部管理人员曾讨论过公园以后的发展，并提出一些方法建议。

首先，在土地产权方面，公园方面希望政府能将公园内的土地一次性征收，用于公园长期发展之用，避免在租约到期时出现不必要的争端。与此同时，公园也可以放开手脚增加园内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娱乐设施的建设，增加公园的硬件设备，吸引游客。 其次，公园方面希望能通过引资的方式在公园内的部分用地建立一些盈利设施（酒店、娱乐设施等），以增加公园收入，达到自负盈亏的目的。

再者，公园还和广州市公园协会、公园处等协议，希望批准瀛洲生态公园为免费公园，与关洲生态岛连成一片，吸引市民以及附近大学城的学子，带动公园内第三产业的反展。

简岳峰说：“我们想走‘转嫁支付，降低成本’的道路，吸引投资商，增加公园收入，从而达到既能保住果林，又自负盈亏的目的。”

政协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要保肺 先饱胃

对于这块近两万亩、关乎广州大环境与城市形象还有每一个市民福祉的大绿地和大湿地，广州市政协和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们从来都没有减少过注意。

早在2000年，广州市政协城市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于与广东省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一起就此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搞好海珠区果树生态保护区建设，更好地发挥广州市“南肺”功能的建议》的提案。

广州市政协代表，原广铁集团党委帘卷西风书记李科烈等１０位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就切实治理员村工业区的废气排放、在新滘地区及其周边建立污水处理系统等问题提出四条建议。

广州市九三学生政协代表梅杰夫提出建议，建议制定《广州市果树生态区保护条例》，依法保护广州唯一的“南肺”。

广州市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政协代表李婷婷教授提出保护模式要改变，并且提出三种保护模式。

众多关心万亩果园的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和政协代表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提出的解决方案也不完全一致，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委员们逐渐达成了一点共识：要保住广州市的南肺，必须要先喂饱果农们的胃。

民盟广州海珠总支发现，在过去10年，万亩果园内的果树被大量砍伐，果园面积骤减6000亩。

面积骤减的原因是部分果农违法将果园土地用于第二、三产业经营，以获得较高利润。　　

“必须让农民有饭吃“要保‘南肺’，就要先饱农民的胃。”民盟海珠区总支认为，“政府保“南肺”与农民“保饭碗”已形成了矛盾“。

他们建议，市、区政府应制定发展果树经济的优惠政策，减免果树保护区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复垦基金，减轻果农沉重的负担。同时，每年投入资金帮助果农引进先进的果树栽培技术，提高生产效益及果农的生产积极性。

市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代表李亭亭教授说，万亩果园的土地分属许多个农户所有，这样分散的种植方式已经不适合现状。她向记者介绍了改造万亩果园的建议，并介绍了她设计的三种方案。

第一种是白云山模式，北肺的模式，由政府全部保护。另一种模式是作为土地扭转，把分给农民的土地返租。第三种是集体入股，集体成片改造，也可以包给专业户。　

但是李婷婷代表认为，保护万亩果园的核心是必须处理好“肺”与“胃”的关系，坚持“保护与发展控制原有生态系统为主，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统一”的总体规划目标，核心是充分考虑农民的就业问题。

嬴洲生态公园实行建园经营,以专家为龙头,以园艺工人为骨干,以培训原住民为基本队伍的公园化运作,被证明是一个解决农民就业的较为有效的办法。但是保护区有6万多常住人口，就业压力大，单靠新建公园来消化是不够的，还应结合周边为会展中心，生物岛，大学城，轨道交通和新楼盘服务的配套体系的建设，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有针对性地帮助农民实现就业转型。

今天吃得很不好，明天的晚餐估计也泡汤了，郁闷……

一早坐车到黄埔大道，报社要做一个塞车的专题，老师让我在那里“蹲点”，记录那里塞车的情况。早上打电话给老师，他还帮我罗列了几条要注意的问题，发觉周老师真的好认真，就连他的采访本也都是工工整整的一行行娟秀的汉字。对照自己那本乱七八糟的采访本，不由得羞愧不已。
有人跟我说，这个关乎性格。

还没到要“蹲点”的地方，一路上我就被广州的交通折磨得苦不堪言。买了早餐想在车上吃，却无奈找不到位子坐，可恶的76居然塞车塞了20分钟，足足开了一个小时才到我要转车的地方。把我急得快要吐血了。

黄埔大道那里道路一片通畅的景象。我只得遵照老师的吩咐往中山一立交方向一路巡视。遇上一个好心的伯伯，我只问了一句“中山一立交”怎么走，他就马上给我指路，还滔滔不绝地跟我介绍中山一立交的四通八达，兴致甚高。我急着要走，只得微笑着打断他的演讲，最后他意犹未尽地问我一句：“要不要我带你走一段？”
这年代活雷锋可真多啊！

中山一立交虽则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车辆通行却也还顺畅。只有偶尔20多30辆车一起等那个2分钟的红绿灯。无聊之下，只得重复数车辆的数目。
在我站的行人通道上，不时有挑着火红火红的大石榴卖的小贩走过。我站到高处数车的时候，一个小贩还专门停下来对我说：“小朋友，小心点，被摔了，这个可不好玩！”
我顿时晕眩。居然有人以为我是小朋友！
更无奈的是，居然他以为我这样是为了好玩！

无聊之余。想起第一次出门采访时张亮老师藏在银行里避暑的情景，灵光一闪，把早餐从包里拿出来，直奔银行。
凉飕飕的空调，还有美味的八宝粥。
我的早餐就这被我狼吞虎咽了。

12点整。打电话跟老师汇报情况。
出乎意料，老师说居然没情况就回去了。托另一个稿件的福，我可以直接回家完成。

无奈我近来运气不济。过来的时候搭的那辆公车的回程居然没经过我要转车的点。我只得在三元里下车，兜了很远的一个圈，茫然无助中抬头看到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大楼，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晚上把之前稿子的采访都做完，把20个采访源的信息一一罗列出来交给老师。这才发觉，自己已是腰酸背痛。电脑上显示的时间是11：45。
唉！

老师打电话过来，让我明天中午替他去听一个会。
呜呜。我的广源牛肉果泡汤了！

突然间就想起这首歌，在夏日残存的余晖里，我不确定，我是否应该相信，也许，一直以来，天真的都是我，因为天真，才无畏，才满怀梦想。

新快报的娱乐版一直是我们这群实习生最好的消遣，就在这个星期，上面的星座预半夜凉初透言说我将在这个星期之内有一次重大的人际或者什么之类的变动，还劝我应该接受公司的安排。当时只觉得好玩，可就在昨天，一切都让人措手不及。

早上老师打了电话让我去做一个油荒期间的士拒载增多的题目。这个题目新京报已经做了，题材挺新颖，我大概看了一下他们的报道，却发觉里面很多牵强附会之说，大概就只是乘着“油荒”这个“大好时机”，把拒载也扯在一起谈罢了。实际上，我倒觉得报道中两者关系并不明显。
但对增加发稿量来说，这倒是个“香饽饽”了。很久没做过时效性很强的稿子，那片长得让我发慌的调查稿已经快把我们弄得发疯了，这个时候，这种稿子刚好是一个调剂。

其实我自己就经常被的哥们拒载，广州的的士总是给我不太好的印象。收集了一下身边的例子，其实还真的不少，但要说到跟油荒扯上点什么关系的，也还是没有。只能跑到火车站四处询问。
在阳光底下，四处都是行色匆匆的乘客和焦虑暴躁的司机。我们处在中间很不讨好。采访进行得很困难，偶尔能“逮到”一个肯开口的司机就不知廉耻地缠着他不放。
终于在跑了一个汽车站、两个火车站之后，把基本需要的东西都问到了。稿子大概的样子也就出来了。我迫不及待地往报社赶，心里还美美地计划着写完稿要约上谁去好好吃一顿晚饭。

下午五点稿子就写得差不多了。出于稿子的需要，我们找负责这条线的R老师要了有关部门的电话。R老师对我们的稿子表现出极大的好奇。见带我们的X老师不在，就把我们叫了过去，说是想了解稿子的情况。
我在一边写着稿，一边听着D跟R老师讲述。隐隐约约听到R老师问D说我们老师是不是没去。D又跟他提了一下新京报的稿子。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又不是他的稿子，问那么详细作什么？

后来R老师还是不放弃，再次来到我们跟前。这回他说，部门的组长想了解一下稿子的情况，你们过去跟他说。
我心里一沉。对L组长我向来都是敬而远之的，有一次我在他的电脑上帮我的老师打印稿子的时候就被他痛斥了一顿，至今仍是心有余悸。当时我在他的位置上就听到背后传来一声怒斥：“坐我位置上那个人是谁！”我登时慌了，连忙回答说是帮老师打印东西。他更生气了，说，你有什么资格坐我位置上，谁允许你了，难怪我的墨盒老是用得那么快。末了，还要大吼一句：“把X叫过来!”
当时我就吓坏了，大概是我阅历太浅，这么多年来在家里在学校从没受过这样的吆喝。本以为自己胆子很大，但被他那么一吼，我才知道，什么叫“胆小如鼠”，要是我是一只老鼠，当时就落荒而逃了。
自此之后，每每在报社看到他，我都感觉心里空空的，很没底。这次可好，又跟他对上号了。

硬着头皮走到他面前。他正眼都不往我们这边看一下，开口就说，你们什么时候去，采访了什么,以及若干问题向连发子佳节又重阳弹一样嗖嗖地轰炸过来。我刚要回答他又打断了我，还用一种很不在乎的态度扫了我和D一眼。
我尽量想着老师屡次说的“逻辑性”，硬是梳理了一下采访过程，尽可能有条理地回答他的问题。但我发觉他真正想知道的却不是我们采访了什么，他不时地打断我，插进来的问题却都是关于X老师的。“你们怎么跟他实习的？”“谁分配你们去的？”“他有没有去现场？”
每次插话的时候，他都提高八分音量，并像打板子一样一字一句地向我们砸过来。我发觉自己的声音已经开始不停地发抖了，还得强装镇定地把一个个思路梳理出来告诉他。
当他问到X老师有没有去采访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想回头看看D跟她商量一下。但L组长又很大声地问了一遍。我吓坏了，只能如实告诉他，老师给了我们采访提纲让我们自己去。
说完我就知道完了，这是他“拷问”的终极目的。他于是变得温和起来，让我们回去接着写稿，并把稿子直接发给他，还要求我们做深入调查，“在火车站问20辆的士，记录拒载数目。记下每辆的士的车牌号、所属公司、司机驾驶证号，深入询问司机拒载原因，要挟其说要投诉，记下他们的反映……”
他说的似乎都有道理，这是做新闻的严谨态度。只是，我不免怀疑，这里有多少篇稿能这样做，为什么独独我们的稿要如此劳师动众？我没有说出来，我也很愿意做好一篇真正客观严谨的报道。
但是……
也许他要的并不是一篇报道。

我在他眼皮底下溜了出去，给X老师打了通电话。老师说，你傻啊，当然要说我有去啊。我知道我这回真说错话了。

之后，我的重大变动终于来临了。L组长找了部门的W主任，给我们换了记者老师。我一时难过起来，抓着D的手，我们都不想换老师。
D反问了组长一句：“为什么我们不能跟X老师？”
L组长霸道地说，这是部门决定。

旁边的L老师一改平时的冷漠，连忙问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我一听鼻子都酸了，喉咙哽得难受，当时真想不干了，凭什么这样。

无奈。
窗外依旧阳光灿烂。
谁说明天就不是一个好天气呢。
只能顺其自然了。

丰盛的晚餐就这么泡汤了。
六点半的时候还拉着D一起，两个人上了公车，又跑了一趟火车东站。
在车上不禁想到，不久前自己去火车站还总是战战兢兢，担忧那里的治安，现在却像是什么都无畏无惧了。

我和D一开始就分了工，我负责问司机问题，“偷玉枕纱厨窥”其驾驶证，D负责抄下车牌号码和公司名称。一共问了21辆出租车，拒绝搭载到岗顶的车有20辆，唯一一辆愿意去的，则要价3倍。
我不能多问。司机们一听说去岗顶要么态度很恶劣，要么就不理不睬。有的司机见我们在一旁抄写车牌，很不满走下车，有几个人还径直朝我们走过来，脸上的表情甚是狰狞。
我一看马上就拉着D快步离开，不远处有一个公半夜凉初透安在维持秩序，我们谎称是过来作调查的学生，他对我们顿生好感，跟我们攀谈起来，那几个面目可憎的司机也就都各自散开了。

之后我们心里都很没底，完成21个例子的采访恨不得马上离开那个地方了。跟我们聊天的公半夜凉初透安还说，你们下次记得要找个男同学一起，两个女孩子在这里很危险。说得D顿时脸色苍白起来。

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累得不行了，牛饮了一大杯水之后一倒下就睡着了。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也许睡眠在这时是最好的放松方法了。
从下个星期开始，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半夜醒来看了《LOST》。
即使在最荒凉的野外，最危险的，不是怪物。最危险最可怕的，永远是——人。

生病回来之后一直都像是回不到状态一样，这几天浑浑噩噩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都找不回那种累得昏睡的感觉了。

万亩果林的稿子还没弄完，已经整整一个月了，问题似乎越来越难解决，我都已经忘记当时做这个稿子的初衷了。话是说稿子越挖越深，可是这个稿子却好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看着已经是厚厚一叠的采访笔记，我却变得茫然了，最怕像之前的一个稿子，兴致勃勃地做得很大，结果扑了一个空。

心里总是盼望着这个稿子能够早点结束，什么时候开始能每天都有新稿子写就好了，那种兴奋的状态是我一直迷恋的。

老师这些天的状态也不大好，很多的不顺利。看着他我们也都不好说些什么，只能默默盼望他能很快振作起来，很快回复到之前壮志满怀的样子。

开始想念熊剑清在这里的日子。我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出门采访，路途遥远，天气炎热。最后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疲惫不堪。晚上回到报社还要跟墙上的时钟竟跑，在截稿之前憋足劲把稿子打出来。交完稿，重重舒了一口气，或是几个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搓一顿，或是空着肚子飞奔着赶夜班车。

夜里的广州像是刚刚沉静下来的少瑞脑消金兽妇，对月相思，少了几分热闹，多了一丝风韵。

兴许，我们的热闹，还在后头。

今天一到报社立马就看到了贴在评报栏上的两张大大的报纸，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向我袭来，我心想，完了，今天批的肯定是我们昨天做的报道——公交车上惊现“炸弹”。

早上还没来报社的时候我就在网上看了南都的报道了。越看我心里就越慌，我们担心的那几个漏洞他们都报道到了，不仅有采访到乘客，而且还在现场看到了拆弹专家处理“炸弹”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关于“炸弹”的细节描述以及反恐车的首次使用都是我们没有到手的信息。

看完南都的报道，我就急着往报社里赶了，这几天出现的“评报栏”搞得记者们都人心惶惶的，昨天老师在改稿的时候我们就说明天大概轮到我们被批了。

果然，评报栏上就只有我们的那篇报道，另外拿来对比的就是南都的报道。评报评得很中肯，说我们的报道漏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也没抓到“首次发动反恐车”这个新闻点。短短几句话，把骨子里的问题都点出来了。

我看得心服口服。这个评报栏毫不留情面，但就是这样，我看到了新闻人敢言敢直视真实的豪爽个性。

我立马就发短信给老师，说我们的稿子“光荣上榜了”。

之后我在读报室仔细查阅了其它报纸，发现昨天就只有南都跟我们报纸做了这个新闻。想起当时在现场还有电视台的记者，后来黄丹说，以后要是采访不到现场的话可以在下午看广东卫视的新闻，这样就不会有太大的新闻点遗漏了，这确实是个极好的补救方法。

老师回来看完评报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就坐在了电脑前面。拿起笔写了几个字，觉得不好，开始敲打起了键盘。
“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看到他写的这个标题我才恍然大悟，老师不愧是记者，不仅要为无力者申讨发声，在自己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更应该拿起笔来……
老师写得很是义愤填膺。我在一旁一边“火上浇油”，一边却在劝阻着老师尽量不要写得太过激。我一直以为老师会把这份东西交给评报的老师，没想到老师却说，要直接贴到评报栏上。
老师明明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老师开玩笑说：“我是不想活了，‘找死’！”

确实，我们采访得很不到位。当时老师在改稿的时候就一直说我没能把握好细节，当时我还挺不服气的样子，说那时候我们都没能看到现场，目击者也没可能把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才知道，细节真的决定一篇稿子的质量，当时公车上乘客的数目、表情、动作、言语……当时防帘卷西风暴有暗香盈袖警察和拆弹专家的装备、动作等等。老师在我们赶往现场的时候还专门发了短信让我注意细节，但我唯唯自以为是的遗漏了这些问题。
这是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却是真正要命的。从南都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南都在我们接到热线组电话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事发现场了，而我们当时还要跑出去等公车，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才急急忙忙在已经恢复正常的公车站旁边四处找目击者。

在我们到达现场前5至10分钟反恐车就已经带着“炸弹”离开了。我们只看到零星的几个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以及警车。问及公车上的人，他们都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还反过来问我们：“你们是报社的记者吗？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真是晕死，我都快要抓狂了。

在旁边的肯德基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两个目击者，但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他们透露说那里的保安目击了全过程。
好心的保安很配合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可是因为他实在离现场太远了，再加上他听不懂粤语，很多细节他并不清楚。更加郁闷的是，目击者说到的情况总是有出入。

错过了现场，其他渠道就更难得到信息了。警方拒绝透露任何消息，巴士公司也是守口如瓶，公车司机和乘客都已经错过，我们的稿子就显得异常单薄了。

老师的辩解书上写道：“换了一个记者，同样从报社坐公共汽车赶往现场，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
报社并不给跑突发的记者报销车费，说是有重大题材和远距离报道才能报销。而南都那边的记者却是连跑娱乐版的都是出门就打的，公共汽车跟的士的赛跑究竟谁胜谁负？
突发部的记者们总是不时抱怨这个问题，很多的突发，报社的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什么现场都已经没有了，上次有个报料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比其他报社的人整整迟了一个小时，这样下去，报纸的生命力在哪里？

我来报社突发部之前就一直以为突发部的记者就是在一辆面包车大小的采访车上风风火火来去自如，到了报社才知道，原来突发记者也是要出门等公车的。当时我不经意跟老师透露了这一想法，老师还奇怪我为什么会如此高估报社的实力。

晚上我们在写稿的时候发现评报栏前面聚集了黑乎乎的好多个脑袋。老师偷偷说，刚才领佳节又重阳导也在那里看，看完还冷笑了一声。
我们都很为老师捏了一把汗，老师却一点都不在乎的样子。林老师看完评报还专程过来对老师说了一声：“看了你的文章了，真是牛人！”
终于，老师还是被领佳节又重阳导“叫”了过去。领佳节又重阳导说话真是很费时间啊，我们在一边等得肚子咕噜噜地叫个不停。老师回来之后脸色都变了，我不敢问老师什么，老师说没事，我想他是真的豁出去了，牛人！

回学校之后，同学说看我的老师一副血气方刚的样子，好有个性好牛。我突然想到，可能今天是我听到“牛人”这个词频率最高的一天了，说的还都是一个人呢。

老师发短信过来说，“明天很热，注意防暑”。
可爱之极。

建清走了之后，我们整天在老师耳边唠叨，总说建清的好话，总是对他做的饭菜流露出一副花痴的模样，黄丹更是一提起建清就一个尽地说好，小小的脑袋晃动起来跟波浪鼓一样。“江西米粉”几乎成了我们的口头禅了。

也许老师就是这样被我们念叨烦了吧，再加上老师今天带了新买的手机到报社很是开心了一番，居然提议说要做饭给我们吃。我和黄丹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怎么都没想到实习还能遇上这么个好“差事”，整天老师免费担任我们的营养师了，上个星期五还刚请我们吃完东北菜呢。

三个人风风火火赶到万佳，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们上次吃到的好吃的米粉是在超市里买的一包一包的干粉。我于是突发奇想，回家之前一定要在万佳买上几包，做给家里人吃，还要做给小斌吃，到老师家里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学艺，做好吃的东西真得很有成就感的。

老师没有建清那么害羞，还是允许我们在厨房打个没啥作用的下手。他们几个男生住的地方真的很不敢恭维。但老师做起饭来还是一板一眼的，他还很大口气地买个一斤瘦肉，当时在超市我们就傻眼了，别人都是买个一小块，我们拿的却是一大“坨”。老师后来也尝到苦头了，对着那一斤瘦肉切了将近半个小时，还要对着那里面极其“顽固”的筋咬牙切齿。

看得出老师做饭还是做得很开心的。他居然还不自觉地哼起歌来。黄丹笑弯了腰说他对那首歌情有独钟，他一睹气说再不唱了。没一会，熟悉的歌声又从粘板边上传来，黄丹于是说：“你接着唱。”一句话堵得老师无可奈何，我则在一旁乐傻了。

最后老师在做鱼的时候让我们先尝尝做好的菜。我和黄丹两个屁颠屁颠地挨到饭桌旁边，深深吸了一口气，便互有灵犀般将筷子一奇叉向那盘江西米粉，那个好吃阿~~~~~我恨不得一口气就把那一盘给吞下去，我们两个一下就试了几大筷子的米粉，要不是想到厨房里还有我们可怜的老师在孤军奋战，可能两个人就二话不说把菜都分了。

老师还在厨房做鱼。我问老师鱼要怎么做，老师说先用油煎，然后再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煮，黄丹在门口若有所得，恍然大悟般脱口而出，说：“噢，就是‘先煎后煮’嘛！”此话一出，我和老师就都笑得闭气了，黄丹还一个劲地问：“你们笑什么？笑什么啊？”我想此黄丹确实不简单，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老师也是，每次都能浮想联翩的，上次我让他吃“曼陀思”，他居然笑个不停，还让我把“曼”字套成“一”字说说看，这个人哪，真真为师不尊。我今天在万佳到处找“曼陀思”都找不到，看来是万佳蒙蔽了老师的视听。

吃饭的时候虽然少了建清，我们还是热热闹闹的，黄丹特搞笑，老是误解老师的普通话。老师拿了刀在切哈密瓜，说要找个垫子，免得把刀给切钝了。黄丹在一旁镇静地说，是把玻璃桌子切断吧，怎么可能把刀切断？我在一旁立马就不行了，我实在是吃得太饱，禁不起着折磨了，我说干脆以后就我当你们俩翻译好了。

老师的阳台上看得到楼下的游泳池，黄丹在那里大呼：“哇，那里有个男人耶！”难道广外的雄性动物真的稀少至此？

今晚真是太搞笑了。吃完饭老师带着我们到天台那里乘凉。那里看得到远近的璀璨的灯光，楼房里透露出来的白色的黄色的灯光交错着，迷离的光线是这座城市夜晚的幽灵。有多少人，在这样的夜晚，对着万家灯火，对着稀释了的繁华，浅浅怀念自己的斗志与梦想，深深叹息远方思念的人儿……

等到离开的时候，才发觉，还没有尝到老师的正宗西湖龙井呢，下次可以找这个借口再次到他家蹭饭了，哈哈。

这几天的实习日记整在一起写了，因为这些天以来一直都是在忙着做“挂Q浪费电力”的专题。再加上老师们这些天都去上课、考试了，报社里空空的，几乎也没什么事情做，这些天也就狠狠偷了一下懒，每天都是慢吞吞等到中午才到报社里待命。

这个专题针对的是学生团体，网络也成了最便利的通道。在网上跟一个同学聊起的时候顺便就要了他们学校辅导员的电话，这是采访的一方面。第二天打电话跟中医药大学的辅导员联系，他们都很合作，大概是还没有接触过什么媒体吧，他们对我们的采访要求尽力配合，几番联系之后，终于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找到了一个留校的辅导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接受采访的刘老师更是合作得不得了。还专门打电话问我们一行有多少个人，当我们到她办公室的时候，才知道原来她是专门给我们准备了两瓶矿泉水。这个时候居然体会到了做记者的小小“特权”，心里不免沾沾自喜起来。

这样的采访对象最是省事了，稍微提一个问题，她就滔滔不绝像是备过课似的回答了一大堆。不过这样也比较容易让记者失去主导权，所以在她回答的时候，我还是会看准时机打断她的“离题千里”。

中医药大学的采访让我们倍感自信。唯一的缺憾是，当我打电话给留校的给我“报料”的同学希望他接受采访时，他居然拒绝了我。他的回答让我很是惊讶，他说：“我挺怕的。我们还是不要见面吧，我怕被我同学知道了被他们扁。”无论我怎么解释，他总是不肯跟我见面，我不禁觉得好笑，难道在这个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学子都还不能真正理解新闻媒体？

之后这个问题愈加突出。不仅很多同学都不理解我们做这个专题的目的，就连一些辅导员在接受采访时还“忿忿不平”地反问我们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大学生指向老百姓。对此，我们都极力解释，可是我心里总是想，等我们完成这个专题的时候，一切都会明朗的。于是便硬着头皮，坚持把每一个棘手的采访做完。

昨天才基本把稿子的框架定下来。老师允许我把稿子拿回家写，在做这样的大稿子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清晰的思路是多么的重要，以往我写东西的时候很多都是随性而为，写到再考虑。以前何少轩老师给我文章的意见也总是说让我在写作之前要整理一个提纲。我一直都没能这样做，现在才知道，清晰的写作思路对类似的大稿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电脑前一边查找资料一边写稿子，写完的时候才感觉头好重好重，再回过去看稿子已经是怎么都看不进去了。只能关掉电脑，如释重负又心满意足地重重呼了一口气。

今天在报社终于将最后一个环节搞定，这时，不幸的消息传来。原来早在两个月之前，报社已经发过一篇关于QQ费电的稿，打开一开，发现那篇稿完全没我们做的细致，可是能怎么办？我们显然已经成了“旧闻”了。虽说我们的报道里面有一个关于腾讯公司的最新的举措，但问题是，就算我们的稿子能上版面，大概也会被狠狠裁掉一大部分了。

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我跟老师说，我已经快把这篇报道当成自己的孩子了。看着它一点点充实，看着它一次次完善，看着它凝结着我们一起努力的过程，看着它带给我们的忧愁与欢乐，我真的难过了。
老师为此专门说要请我们吃饭，就为了这个“夭折的孩子”。

虽说心里总难免难过，不过回念一想，这个稿子真的让我学到很多认识到很多，这样一个大稿，我几乎全程参与并很用心地完成它，我努力了，也就足够了。作为一个报社实习生，大家总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真的为了学东西，还是只是单纯地想要拿到实习作品。今天我突然间想到，如果让我选择，我真的很愿意像现在这样每天用心为一个稿子奔波，发的每一个稿子都有自己亲历的故事；而不会选择整天坐在电脑前面改通稿，捧着一大叠的实习作品空洞洞的都是别人的文字。

黄丹说不想做记者，想回汕头做个英语老师，过安逸滋润的生活。

记得不久前饶还跟我说，她跟老师在吃饭的时候，有个老婆婆给他们看手纹。老婆婆说那个记者有很多种慢性病。饶说，当老婆婆说她的手纹的时候，她心都凉了。做记者，真的连命都会短几年的。

黄丹说她们班里一个女生在去南都实习完之后回到学校整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眼睛已经不可掩饰地苍老了。眼睛的苍老，是任何化妆品都无法遮掩的。

第一个接触到的媒体人应该算是高红艳老师了。高老师至今还算是在我们学院里最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之一。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她热爱新闻就像她热爱理想一样。然而在媒体里的几年，已经让她整个人都显得很憔悴了。每一次，她都会“危言耸听”地恐吓我们，告诉我们做记者有多辛苦有多难。然而什么都不比她自己更有说服力了，她的眼睛依然闪亮依然智慧，可是她的眼睛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早衰老，媒体生活的极度劳累在她的眼睛里刻下了重重的印记。

每次见到高老师心底都会有重重的怜惜，每次见到她之后，我们都会偷偷地说，以后不要做记者，不要那么憔悴那么折磨自己。可是高老师每次的打击却让我们与新闻更加亲近。老师的苦心大家都是知道的，只有真正热爱这一行的人，才能坚定地走下去。她说她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考验。

到报社之后才真正知道什么是老师口中说的辛苦。而我所受的这些，显然还算不上辛苦。就算每天晚上坐在颠簸的公车上都会不自觉地昏昏睡去，我依旧每天都很开心，看到自己的作品时开心，为自己的稿件奔波时也开心。

“你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纸上；你见不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上”，现在见到这个句子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现在，尽管自己很微不足道，然而，终于能“不知廉耻”跟句子中的“我们”扯上点边了。这种满足并不是安逸的生活可以取代的。

妈妈一直就不喜欢我做记者。在妈妈们的思想中，女孩子终归是得安定下来才好。而女孩子就算是工作，也应该是安静斯文的，以致当初我没上金融专业的时候，妈妈尤为失望，一直还念叨着想让我转专业。

我自然也不想几年下来整个人就憔悴得不成佳节又重阳人形了。可是这些天来，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喜欢这个行业。这里的单纯，这里的竞争，这里的自由与不满，这里的潜藏着的睿智以及不可估量的未来。

加油吧。无论结果如何。

今天在报社跟另一个实习生Y谈起在报社的记者老师们。

她在报社已经呆了将近半个月，发稿的量却只有寥寥数篇。我们这些跑突发的实习生原本都是很羡慕跑线的记者的，但是跑线的记者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不费吹灰之力就一天可以发数篇稿子，且一不经意就是头条大稿。而有的记者，像带她的记者老师，虽说是跑医疗线的，但却把范围限定于“献血”之类的，大概
两天才能有豆腐块大的一条小稿。Y很是郁闷。

“一开始以为只是跟老师不熟，所以老师不常带我出去，可后来……”Y无奈地说。

她的老师个性可能属于比较安静的那种，不喜欢跟实习生嘻哈玩闹，Y说她甚至到现在都没有跟老师出过门，有时候老师不知不觉就不见了。Y说在报社苦等了一个下午，都不知道老师究竟是出去采访了，还是径直回家。

有一回老师也是不声不响就离开了。Y赶忙追上去，很着急地说：“老师，你是要出去还是要回家，以后您出去可以跟我说一声吗？我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师于是很疑惑。回答道：“哦。你也辛苦了，先走吧。”

Y急了，脱口而出：“不辛苦，整天在报社看报纸，没什么事干，怎么会辛苦呢？”

老师面色难堪。于是Y才意识到，自己是不是得罪老师了。

相比之下。我却是那么幸运。熊老师大概是报社里对实习生最好的一个记者老师了。记得第一次跟老师出去，写完稿发给老师之后，老师还专门打电话说要我赶快去吃饭。由于没听到电话响，当时我还白白担心了一场，以为是稿子写不好老师来怪罪了。

第二天开始熊老师便总是找我干活了。我一直都感叹道，若不是熊老师，大概我还得像其他实习生一样不知要经历多长时间的“读报”过程呢。

我们跟着熊老师的日子都很开心。老师是一个很勤力的记者，每天都有活干，尽管很累，但作为实习生，能累死累活却是求之不得的呢。

在近来新快报之前，就听说新快报的记者都比其他报社的和蔼了许多，很愿意带实习生。事实上也是如此。楼下突发部的老师们几乎每个人都带着两三个实习生，老师们也都很疼实习生，有一个刘老师平时看起来性格挺奇怪的，但是谁要是敢欺负他的实习生指使他们他可就不干的呢。

晚上跟R同学聊起天。她说很讨厌一个实习生由于没活干总要跟她争老师，看她的老师发稿多，也争着跟她的老师。R其实也不是小气，但就是小孩子气了一点。我跟她说，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不也是跟着别人的老师出去吗？没什么好计较的。

我是真的这样想。大家都挺不容易的。自己的活好好干就够了，至于勾心斗角的事情，我知道我都是没必要花时间的。

这些天以来，我好像突然间懂得了很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但我知道，我努力了，我不后悔。

熊老师今晚丢了手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一直都在喘气。这些天以来，老师已经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了，我真的挺担心的，后来才知道，老师是因为爬了九层楼才累得喘气，一想到他家的九层楼，不由又会心一笑了。

好感谢老师，他今天还说很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一定能做出一篇影响全国的稿子。

这就是老师对我最大最大的帮助了。有时候，我们就是缺少这样的肯定与慰籍。

记者老师们，想说爱你不容易，感谢你们。

夜班车

晚上到十一点才离开报社。临走的时候我们和老师走在与白天的拥挤情形截然相反的安静的路上，我们都很开心，老师说，明天的A3头条又是我们的天下。我才发现，老师也只是一个可爱的男生。热爱生活。

昨天星期六老师给我们放了一天假。今天早上老师说要去踢球，我也就磨磨蹭蹭地等到中午才到报社。周末的报社人烟都很稀少。五楼的热线组由于很多人去了江南西采访塌楼的那件事，今天也是安静极了。整个下午都没什么事干，我在五楼无聊极了，发觉坐了一个下午居然连一个报料的电话都没有。

三点多就想着回去了。突然老师打了电话过来，说下午有个采访，让我在报社等着他。老师真有办法，又把报料人约到了报社，不出门我们就采访了七七八八了。再加上几个电话采访，大致一篇稿子就出来了。就在我忙着电话采访的时候，老师又风风火火地出去了。等我采访完了才知道他们又跑了一趟“流料”，唉，做记者就是这么惨。遇上流料一点辙都没有。

之后我开始写稿子。老师又出去。我真想也跟出去采访，可是大概实习生就有这么一个好处吧，可以随时当老师的后备。算了，老师那么信任我把整个稿子都交给我了，我还能埋怨些什么呢？

其实我七点多的时候就把稿子写完了，只是在报社待着等老师来给我改稿。后来老师说他们还在采访，我实在饿得不行。居然有一个饭局，就屁颠屁颠地跑出去了，填饱肚子再说嘛。

等我吃完了饭打电话给老师。他说我们做的那篇白血病男孩的稿子明天要发，有一些东西还没搞完，于是我还得跑回报社一趟。我们之前采访后找了一个实习记者过去拍照，没想到什么都没拍成，只弄了一些房子的照片，真是郁闷死了，一点冲击力都没有。

等到搞完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了。听说老师今天出去采访的时候还受伤了，更可怜的是，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吃饭。我这个大闲人倒是吃饱了撑着，走路都还难受呢。

坐在车上的时候忍不住发了条短信给一个好朋友：“明天A3版有我做的头条，记得买新快报哦。”嘻嘻，是否有王婆卖瓜之嫌？